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，就是改变现有的国家体育体制。世界体育有两种，一种是体育，一种是中国体育。以奥运为例，欧美参赛国的运动员不是业余就是职业，中国运动员不然，清一色是专业。业余不论，职业和专业的区别，职业运动员如果靠的是门票和广告，专业运动员则靠国家，并为国家所包养。这是一个常见的对比，欧美体制下的运动员获奖，可以有很多感谢对象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感谢国家？因为他的奖牌和国家无关，他所在的国家也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让任何一个人去玩奖牌游戏。请注意，奥运英文中的game，原意就是游戏，奥运说白了就是人类间的竞技体育游戏。但，尽管是游戏，中国获奖运动员对着话筒，非感谢国家培养不可。这不是套话，而是事实。当然，进一步的事实是，与其说国家拿钱，其实是我们全体纳税人拿钱。因此，这一现象和另一现象联系起来更有意味，就像世界上有两种作家，一种是作家，一种是中国作家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，文化上要养一批专业作家，体育上要养一批专业运动员。

　　这是个体制问题，正如这是个问题体制——否则体制改革也无从说起。问题在于，国家体育的道路，不符合奥运体育精神。奥运鼓励人人参与，这种参与是在人人都有职业之外的业余，因为世界上一般人都不可能以游戏为业。当然，某些体育项目因为有强烈的对抗观赏性，比如美国的篮球、橄榄球等，已经商业化和职业化了，但到此为止，就不能再往前走。往前就突破民间体育的框架，变成国家体育了。国家体育就是政府养体育，体育作为游戏，本来就是个人的事和民间的事，它从一开始就与政府无关。

　　政府既然是拿纳税人的钱办体育，它的指向就很明确，即体育经费应该用于全体纳税人。政府有责任为全民提供各种完备的体育设施上，而不应以拿金牌为目的。我不知道拿一块金牌，国家为体育划拨的财政预算是多少(也许根本就不封顶)，但不管怎样，如果在预算既定的情况下，切蛋糕的原理是此大彼小，即用于金牌进项的多了，用于全民的则必然少。奥运体育鼓励全民体育，如果把资源无度集中在项目运动上，对全民体育来说就很不公平。

　　如果设立体育节，意义就在于要全民体育，不要国家体育。让体育回归社会从而与政府脱钩，这是体育体制的转型。其实，在诸多公共事务上，应该本持一个原则：社会能做的，政府就不要参与。毕竟政府的角色是维持者而非参与者。希望借奥运东风，我们能够逐步开始包括体育体制在内的整个国家体制的转型。

　　作者邵建系高校教师  　　（来源：珠江晚报）